中國大陸如欲對台動武，必然需衡量多重因素，包括國際情勢、兩岸關係發展、軍事實力對比、國內政局穩定程度等。以下幾項條件是其考慮的基礎：
中國大陸若選擇武力解決台灣問題，必須面對潛在的國際反應，特別是美國、日本等可能干預的外部力量。因此，當全球戰略重心轉移或美國深陷其他地區衝突（如中東、歐洲）、內政不穩或外交策略轉向孤立主義時，中國可能視為一個「戰略機窗期」。
當兩岸之間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聯繫全面中斷，且台灣當局明確邁向法理獨立，如修憲更改國號、舉辦統獨公投、建立官方外交關係等「紅線」行為，中國可能認定統一已無和平可能，轉而選擇軍事手段阻止「分裂行徑」。
當中國解放軍具備足夠能力，在短時間內完成對台主要戰力打擊、奪取關鍵據點，並能有效阻止美日等國軍事介入時，動武機率大增。這需要空優、海權、電磁壓制、網路戰與飛彈防禦等整體軍力的高度整合與實戰演練。
若中國國內社會穩定、經濟韌性強，且政權合法性不受挑戰，北京更有底氣進行高風險的軍事行動。相反，若內部出現嚴重經濟下滑或社會動盪，則動武行為可能被用來作為「對內轉移矛盾」的手段。
根據前述條件與近年情勢變化，幾個可能的時間節點值得深入分析：
美國在總統大選或政權交接期間，外交與軍事決策較為遲滯，若新舊政府政策銜接不佳，將削弱其對外應對能力。中國可能趁此間隙發動軍事行動，以速戰速決方式解決台灣問題，並既成事實地應對國際社會譴責。
若台灣選出強調「務實台獨」或公開挑戰「一中原則」的政府，北京可能認定台灣朝法理獨立邁進，此時動武可能性提升。相反，若當選政府傾向維持現狀，則動武壓力稍緩。
中共二十大或未來的黨代會前後，為穩固領導權威、凝聚民族主義情緒，北京或許以動武作為政治展示手段。例如，若未來政治傳承出現不確定性，某些領導人可能以強硬統一行動來強化歷史定位。
若東亞其他地區爆發重大衝突（如朝鮮半島戰爭、南海軍事衝突）牽制了周邊力量，中國可能認為國際注意力被分散，是「兵貴神速」的好時機。
即使具備上述條件，中國對台動武的實施仍需審慎規劃，涉及以下幾個戰略層面：
中國未必一開始就展開全面登陸作戰，也可能選擇飛彈打擊、海空封鎖、網路攻擊等「限制性軍事行動」，藉此迫使台灣妥協或談判。
中國深知持久戰不利己方，因此其作戰目標可能設定為「72小時內瓦解台灣主要反制能力」，防止外部援軍介入。
除了傳統軍事打擊，中國亦將透過假訊息、心理戰、內應策反、政治協商等混合戰方式，削弱台灣社會抗戰意志，製造內部分裂。
中國可能藉由《反分裂國家法》作為對內合法依據，並透過人大表決、「國家緊急狀態」等手段進行政治包裝，塑造「不得不然」的被動形象。
美國《台灣關係法》雖未明言保證軍事介入，但實際政策模糊，仍保有干預空間。若中國動武，美國需權衡代價：一方面須維持印太盟友信任，另一方面需避免與中國全面衝突。若動武時機選在美國戰略疲軟期，則中國可能判斷干預意志不足。
日本極可能因地緣安全考量介入，並與美國協同行動；南韓、澳洲則視美國表態決定立場。若中國能有效分化這些盟國意見，其動武風險將下降。
動武後，中國將面臨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與外交譴責，但若其預先透過「經濟去風險化」與「戰略儲備」措施緩衝衝擊，則可能評估為可接受代價。
若台灣推動獨立公投，中國可能視為「紅線突破」，進行飛彈示警、海空封鎖，甚至精準打擊指揮中樞，以快速瓦解決策系統。
若美中關係全面惡化並陷入新冷戰格局，中國可能在某一突發事件後，藉機以「維護主權」名義對台採取軍事行動，測試美方底線。
當中國面臨經濟下行、失業飆升、社會不穩等問題，領導層或以對外軍事行動為「轉移焦點」的策略選項，尋求民族主義共識。
中國大陸對台動武的「適當時機」並非單一事件所促成，而是多項因素交錯下形成的「戰略機會窗口」。北京雖以和平統一為主調，但對於台灣明確邁向獨立的行為，動武風險將顯著升高。未來幾年，在美中競爭加劇、兩岸政治價值差異擴大與軍力快速變化的背景下，動武的可能性不能被低估。台灣與國際社會應審慎評估風險，強化嚇阻力道與區域聯盟合作，以避免最壞情境的發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