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前言
近年來，兩岸關係持續緊張，中國大陸對台軍事演習日益頻繁，並逐漸走向實戰化、常態化，其軍事威脅已非單純的政治恫嚇，而是逐步朝向戰爭準備推進。從「演習」轉向「戰爭」的可能性不容忽視，尤其在地緣政治對抗加劇、美中戰略競爭升高、台灣主體意識抬頭等背景下，北京當局對台使用武力的門檻正逐步降低。面對此嚴峻形勢，台灣必須全面檢視並強化其因應作為，確保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。
中國解放軍對台進行的「圍台軍演」，早已不再只是訊號傳遞或文攻武嚇，而是融合聯合作戰、斬首行動、封鎖演練等多重軍事意圖的複合型演習。尤其在2022年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後，中共立即展開環台軍演，展現其具體封鎖能力；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後，其軍事動作更加頻繁，涵蓋海空封鎖、電子干擾、心理戰操作等手段。
這些行為已呈現以下幾項「由演轉戰」的關鍵徵兆：
軍演區域逼近本島、常態化、模擬實戰：演習範圍涵蓋台灣北、中、南三面，並採實兵實彈操演，目標明確為模擬攻台戰術。
認知作戰與內外宣同步推進：利用社群媒體、認知操作散播「台灣無法抵抗」「美國不會出手」等資訊，削弱民心士氣。
軍事部署與戰備提升：東部戰區部隊機動頻繁，福建沿岸軍事基地升級完成，東風系列飛彈部署持續優化。
若忽視這些趨勢，將導致戰爭風險被低估，戰備應變機制無法啟動，最終陷入措手不及的被動局面。
面對中國大陸可能由「演」轉「戰」的威脅，台灣必須從戰略、軍事、外交、內政等多層次進行整體規劃與因應。
台灣需強化全民國防意識，轉變過去「軍人負責、人民觀戰」的被動模式，改為「全民皆兵、全民防衛」的主動戰略觀。具體措施包括：
法制建設與動員機制：修訂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》《國防法》《災防法》等相關法律，使戰時動員具法律基礎與執行力。
提升戰略溝通與預警能力：建立一套明確的危機等級與民眾預警系統，讓民間能即時掌握局勢與政府作為，避免恐慌。
強化不對稱作戰戰略：避免與解放軍進行傳統對稱作戰，改以游擊式打擊、城市巷戰、反登陸作戰、海空機動反制等方式延長敵人戰線，提高侵台代價。
持續提升防衛預算與軍力建設：應維持國防預算占GDP至少2.5%以上，集中資源於關鍵裝備如飛彈、無人機、海岸防禦系統、反艦/反空導彈等。
強化後備與民防體系：擴大後備軍人訓練時數、實戰演練，推動「戰備民兵」制度，讓民間也具備基本作戰與協勤能力。
強化軍民協作演訓：結合地方政府、社區、企業、學校進行實地防空避難、防災救援、戰時支援等演練，建構橫向整合機制。
發展新興軍事科技：投入無人載具、AI指揮系統、網路攻防、電子戰等領域，提高整體防衛作戰現代化程度。
深化美台安全合作：加強與美國在軍售、情報共享、聯合訓練等領域的合作，爭取戰略模糊中的實質清晰支持。
鞏固民主夥伴聯盟：加強與日本、澳洲、歐盟等民主國家的安全交流與對話，尋求戰時協助與後勤支持合作。
建立區域危機管理機制：透過多邊平台（如APEC、IPEF等）宣示台灣的和平立場，降低誤判風險，並促進兩岸軍事熱線建立。
加強基層民防教育：在國中小到大學推廣民防課程，讓國民具備基本的應急反應、傷患處理、資訊識別等能力。
提升關鍵基礎設施韌性：電力、水源、通訊、交通等系統應具備戰時替代方案與修復能力，避免一擊癱瘓。
推動社區防衛網絡：結合里鄰長、社區志工、宗教團體等組成地區性民防小組，強化物資儲備與分配機制。
政府訊息透明化：面對危機時，政府須即時發布準確訊息，打破假消息與謠言擴散，建立民眾信任。
媒體與公民社會協作：媒體應扮演守門員角色，查核資訊來源；教育民眾辨識假訊息、提高媒體素養。
反滲透法與資訊安全升級：防堵境外資金與政治操作，並建立健全的網路監控與反制系統，保障社會資訊安全。
儘管台灣已朝總體防衛方向邁進，但仍面臨諸多挑戰：
內部政治分歧：藍綠對中國的態度分歧可能削弱政策一致性，需透過社會對話形成「防衛共識」。
民眾危機意識薄弱：長期和平使部分民眾對戰爭可能性存疑，應透過教育與宣導提升警覺性。
經濟依賴中國問題：經貿高度依賴中國使台灣面臨經濟脅迫壓力，應推動產業多元化與市場轉向。
國際援助的不確定性：儘管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對台支持明確，但實質軍事援助時間與規模仍難預測，須以自我防衛為主體。
當前中國大陸對台軍事動作已不再僅是演習示威，而逐步轉為具體的戰爭準備。在此背景下，台灣不可掉以輕心，必須以最壞的情境為假設，做最好的準備。透過總體防衛戰略的落實、多層次應對機制的建構，以及全民心防的強化，台灣才能真正具備抵禦外敵、保衛家園的能力。
唯有全體國人共同面對危機、齊心協力建構防衛體系，才能在危難時刻屹立不搖，守住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，確保台灣的安全與永續發展。
